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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概是21世纪初的某天，下雨。宜宅居，忌出行。那时，我左手拿着一本《科幻世界》，右手拿着一本《思想政治》，冬日出溜冰地滑向学校，总觉得这一切，包括我自己，都会随时起飞。只有《科幻世界》不会起飞，因为刘慈欣说，这片土地的引力很强。

　　与《三峡好人》中楼宇起飞的设定相比，在那个时代，早就有更多充满违和感的事情发生——在那些还没拆迁的低于四层的小楼里，一个个网吧与一台台计算机悄然亮起，在那些堆满建筑垃圾的城乡结合部，在那些还没修好的马路边，在那些贴着“茶色玻璃贴膜”广告的商铺间，在那些挂着“专治阳痿早泄”横幅的诊所旁。

　　那时的违和感远比楼宇升空更强烈：一个刚卖完批发服装的个体户，在网吧里读完了《白夜行》；一个在建筑工地打杂的年轻人，在晚上玩完《仙剑奇侠传》后开始翻译日本轻小说；一个在下岗的中年人，在BBS上激烈讨论弗洛伊德的哲学……计算机就像一个任意门，打开后，混沌的北方县城风景忽然被异世界入侵：PC街机厅里的《拳皇97》，修车铺后面的网吧里的《暗黑破坏神》，彩票店旁边的电脑培训班里偷偷看的《新世纪福音战士》，小饭馆二楼网吧包夜时下载的《Final Fantasy》，以及那些来自遥远国度的哲学著作——黑格尔、尼采、叔本华，在砖瓦厂的烟囱下，在修车铺的轰鸣声中，在理发店的广告音乐里，悄然渗透进了这片热闹又混乱的土地。

　　当把镜头从华北小镇移到华北的国际化大都市北京，另一些不同的状况又出现了——新一代少年，这些新世纪福音战士们，纯粹地享受着游戏、动漫、网络小说，它们已经开始源源不断地提供轻幻想与白日梦，让中国的想象力和东京、巴黎、纽约同步。那些曾经在四合院里、在胡同口讲述的武侠故事，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琼瑶剧，那些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电视连续剧，都在悄然退居二线，成为父辈们怀旧的对象。

　　新的想象力以一种全然不同的姿态涌现：它们不再需要沉重的历史感，不再执着于家国情怀，不再围绕着世俗生活的悲欢离合。在中关村的电子城，在五道口的咖啡馆里，年轻人们沉浸在一种更为轻盈、更为自由的幻想中。他们玩的游戏可能是今天从东京发布的最新版本，追的动漫与秋叶原的御宅族同步，写的小说完全不需要借助传统文学的叙事框架。幻想的源头不再是乡愁或者革命记忆，而是赛博朋克的霓虹街景，是平行宇宙的无限可能，是虚拟偶像的梦幻舞台，是跨越次元的恋爱故事。

　　这些新生代的想象者们，他们的精神原乡可能在东京的动漫工作室，在巴黎的游戏开发公司，在纽约的科幻作家笔下。他们完全跳过了本土文化的承接期，直接与全球的想象力网络相连。在他们的创作中，中国元素可能只是众多可用素材中的一种，就像他们会自然地混用日本的二次元美学、法国的艺术电影质感、美国的科幻构想。然而，这种想象力并非轻飘飘的，它连接着虚拟世界与虚无主义的二元性，享乐的同时也充满了废墟意识，是世界整体的技术进步与相对主义价值的体现。这也正是王玉玊提出“二次元存在主义”的生命背景。

　　第一次翻开王玉玊的《编码新世界》时，我产生了一个微妙的认知：它的经验与想象正源自上文提及的第二种想象力。尽管我们年龄相仿，但却存在着某种代际差异。这种差异并非源于客观时间的推移，而是源于主观时间的折叠。代际的形成，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化感受力的分野，而且，它不遵循简单的叠加算法：两个人便可能形成三个代际，三个人可能形成五个代际。这种代际差异最鲜明地体现在我们对网络文化的想象方式上，王玉玊的著作展现了“00年代”特有的赛博朋克未来主义想象力，这种前瞻性的视角令阅读变成了迷幻美妙的思维旅行。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有如下两个层面。第一，很多当代中国的虚拟世界案例无形中与欧美先锋理论产生了有趣的对话，且丰富了旧理论的维度。

　　例如，她描述了B站在《你的名字》抢票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一种虚拟共同体的友爱的体验。这是对“想象的共同体”观念的补充与扩展。当成千上万的观众在《你的名字》放映的特定时刻聚集，通过弹幕进行互动时，他们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同时性体验。这种体验与18世纪报纸阅读所创造的民族意识有着惊人的相似，却又展现出数字时代特有的深度与广度。如果说晨报阅读仪式让每个公民想象着与千万同胞共同生活在均质的空洞时间中，那么，弹幕文化则让这种想象具象化为可见的符号洪流。在这个虚拟的朝圣仪式中，每个参与者都能直观地感受到其他教众的存在，尽管他们彼此素未谋面。这种数字化的共同体想象，突破了地理的局限，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的边界，在网络空间中建构起一种新型的认同纽带。弹幕不仅是一种交流方式，更是一种仪式性的实践，通过这种实践，参与者们得以在虚拟空间中确认彼此的存在，共同编织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再如，在谈论网络黑话系统时，她指出了无语音黑话这种形式。举例来说，火星文等并无声音，依赖纯粹的视觉符号运作。这是德里达语音中心主义的完美案例，而且比德里达本人举的例子都要好。通过对汉字符号系统的解构与重组，它们创造了一种摆脱了语音统治的意义生产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符号不再服务于某个稳定的所指，而是在无休止的差异运动中不断生产新的意义可能。这种实践远比表音文字更能展现书写的根本特性：它永远处于对自身的否定之中，在这种否定中产生意义。网络黑话系统通过对传统语言秩序的颠覆，揭示了符号系统内在的生产性与创造性。

　　第二，王玉玊不自觉地开始原创理论，发明概念。王玉玊这本书对虚拟世界的论述极其精准、精彩、精到，她是第一代纯粹的虚拟世界原住民，不需要“想象”赛博空间，她在其中长大，在其中冲浪，以及在其中戏水、溺水。对她来说，这些文化不再是书斋中的密闭之物，而是与日常生活纠缠在一起的敞开物。因此，这种概念原创与理论原创不是刻意为之、主题先行，而是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不过，这种经验优势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如何将这些第一人称的体验转化为可共享的理论洞见？如何在保持经验真实性的同时实现概念的提炼？

　　她做了非常有价值的探索性工作，例如“二次元存在主义”这个概念的提出。首先，这个概念不是照搬和套用存在主义。相反，它是在存在主义之后，是生存于分析哲学、结构主义、后现代、后人类、御宅族哲学冲击过的人文共识废墟下，是计算机构建的虚拟世界成为生存方式后，作者提出的关于选择、自由与责任的概念。其次，这一概念唤起了新生代的共识。除了网络论坛上，笔者曾在学术会议上听到非文学学科的青年学者引述这一概念。它以青年群体热衷而年长群体困惑的状态出现，这也正是新的有生命力的概念诞生之处的常态。

　　最后，这一概念呈现了可待后来人继续阐释的理论深度空间。存在主义之后，那些消解主体性的哲学如福柯、拉康、哈拉维的理论，真的没有提供一种主体性哲学么？如果有，它们又与二次元存在主义有什么关联？这是我非常困惑的问题。

　　中国本土文艺理论的未来可能在哪里？我授课时曾戏谑地表达过如下观点：最有理论原创力的，是法国理论家、美国后人类、日本御宅族与中国网友。而学者要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事情，所以所做的工作类似于当年东浩纪的工作。

　　这让我会回想起大量求学时的经验，讲西方思想理论的老师们都会谈一个问题，即中国文论的失语症：我们都在学西方，我们何时能有自己的理论和概念？而古代文论的老师，则会提一种办法——复兴古代话语，或完成古代文论话语的当代转化，从而治疗今天的失语症。

　　其实，失语症不是忘了过去，而是不知道怎么表达今天。治疗失语症的关键不在于回忆，而在于创造。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味地复制古人的表达，而是要有勇气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当下的经验。这可能会显得笨拙，可能会不够文雅，或者在一段时间内不被重视，或居于边缘。

　　这本《编码新世界》就展现了一种由经验生成理论的能力。这种能力也依赖于这种想象力的边缘性质。上文提及的两种想象力其实都带着某种“边缘性”的特质。20世纪90年代末的城乡结合部是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边缘，而“00年代”的赛博朋克想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全球文化体系中的边缘——它既不完全属于本土经验，也不完全属于西方叙事。这种双重边缘性造就了独特的创造力：城乡结合部的迟钝想象力产生了一种近乎魔幻现实主义的观察视角，而赛博朋克的想象力则创造了一种混杂的未来主义美学视角。它们都在帮我们在漫长、枯寂、寒冷的青春期寻找一种和冰冷的现实对抗的力量。

　　由此，这两种想象力都在寻找一种“另类未来现代性”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城乡结合部的“迟钝”，还是赛博朋克的“超前”，都可以被理解为对主流现代性叙事的一种创造性背离，都与主流时间，钟表时间有明显差异。

　　如果说，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有创造性的可能，那么，这种创造性可能就来源于这两种想象力与一种时间性。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强调个人经历与社会结构的连接，但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这种连接已经变得更为复杂。个人不仅要联系本地的社会结构，还要同时与全球的想象网络建立关联。这就形成了一种“多重想象力”：既要理解楼底下卖煎饼果子的大爷为什么总是听评书，又要明白为什么隔壁网吧里的少年会对EVA的机甲设定如数家珍。

　　如果说我对王玉玊这本有些批评，这种批评也集中在这一维度。王玉玊天然地站在了未来想象力的立场上，这种位置是无比可贵的、充满创造力的，她在接口内部的世界、计算机内部的世界、纯粹的虚拟世界里。如果说得极端且刻薄一点：她的痛苦没有溢出计算机的象征屏幕。然而，在20世纪末到2010年之间，中国的巨大的时间的褶皱性也在外部徐徐发生着。20世纪90年代末与21世纪初恰好处于这个褶皱的核心位置，它既不完全属于传统，也未完全进入现代，而是处于一种特殊的“迟钝”状态。这种状态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我最初接触网络小说的方式：通过纸质版的盗版书，而非电子阅读。那些印刷在劣质纸张上的《亵渎》《小兵传奇》《诛仙》《坏蛋是怎样炼成的》《极品公子》《寸芒》，它们的封面设计融合了独特的乡村连环画和挂历美学，成为这个过渡时期的文化见证。再如，“00年代”的大城市，虽然由于文化的全球化而拥有了赛博朋克想象和“超前性”的时间感知，但这种跳跃式的发展特质，仍旧伴随着卤煮火烧、工业转型、电视剧、青春文学、奥运会、拆迁与房地产同时存在，虽然或许不在某一个人的生命经验里，但在一个班级里，在一条巷子里，在一个街区里，如何把这种同时发生的时间维度进行一种精彩的描述和理论的提炼，仍旧是未完成的工作。

　　这印证了那个经典的观察，在中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是同时发生的。这种经验也许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学范式的可能：两种想象力的打通，或者说，两种想象力通过折叠而构成某种拓扑链接。它不再执着于寻找单一的解释框架，而是试图理解这种多元并置的状态本身。就像贾樟柯电影中腾空而起的楼宇，这种想象力既带着深重的地气，又随时准备起飞，它提醒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时，需要同时具备接地气的观察力和跨越次元的想象力。

　　这不只是王玉玊自己的问题，也是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方法论的问题，如果拒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它的优势可能无法发挥，它的局限也不可避免。同样，这也是信息爆炸的问题，世界图景由更丰富的信息构成，在这个时代，已没有人可以对全景进行充分的体验。而这两种想象力的打通与折叠，或许正是理解21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一把钥匙：它告诉我们，变化不仅发生在可见的物质层面，更发生在人们思考和想象的方式上。那些在网吧通宵守候的少年，那些在电子城徘徊的青年，他们的精神世界早已超越了地理和文化的界限，形成了一种新的存在状态——不只是二次元的“存在主义”，也是N次元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必一运动网站入口必一运动网站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