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是推动体育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体育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途径。从价值共创的视角出发，运用文献资料分析、访谈、案例研究等方法，在搭建“价值共识—价值共生—价值扩散”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广西、海南、重庆、贵州四地推进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提炼出具有典型特征的经验做法，并提出推进路径。研究发现，各示范区建设虽在发展目标、实施路径与服务内容等方面有所差异，但均强调多元主体互动、资源创新应用、价值协同共创与政策规划引领的积极作用。建议以筑牢价值共识、推动价值共生、加速价值扩散为实践路向，通过构建体育旅游业多元主体协同认知体系、打造体育旅游业全要素融合的场域空间、释放体育旅游业先进经验的辐射引领作用等举措，推进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
2024年5月17日，全国旅游发展大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推动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进一步明确了体育旅游业发展的价值遵循与发展之路。体育旅游具有较强的主体交叉与产业融合属性，其高质量发展的演进过程是多阶段衔接与多价值主体共同创新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发挥价值驱动整合作用的基础上克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协调问题。《“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出建设具有区域特色的体育示范区，支持广西、海南、重庆、贵州等创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旨在发挥示范区先行先试、探索经验与辐射带动作用，通过价值共创打破体育与旅游产业核心资源要素流动的体制壁垒与机制梗阻，解决资源共享与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价值共创理论强调产生价值及价值获取的过程需要以资源为行动起点，同时要以主体间的互动过程推动价值产出，进而实现最终目标结果（王群 等，2025）。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作为政府行政部门与企业等多元主体联结的共同体，通过集聚产业资源、搭建创新创业环境、优化空间布局、增强区域协同等方式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合作，这与价值共创理论强调的合作生产与资源整合的理论视角一致。由于示范区建设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行为驱动力、行为表现和行为结果不同，把多元主体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价值共创的实现机制。基于此，遵循“价值共识—价值共生—价值扩散”的研究路径，选取广西、海南、重庆、贵州4个案例，分析其推进示范区建设的行为逻辑，进一步提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价值共创的机制与路径。
基于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发展现实，学界围绕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1）在功能与定义方面，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指向多元利益主体凝聚成创建共同体，能够重构社会主体的价值创造逻辑、扩展资源整合方式并转变竞争范式，促使体育旅游业发展由单一的旅游功能转变为政治、社会等多元化的综合功能（高国贤 等，2025）。2）在制约梗阻方面，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区位要素、产业要素、文化要素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多元主体参与价值共创的效果不佳，从而存在体育旅游主体建构受阻（张欣 等，2024）、体育旅游行业特色不明显（郑芳 等，2021）、人才供给结构性失衡等现实性问题（张亚文 等，2024）。3）在发展路径方面，围绕加强数字技术创新（郭阵 等，2025）、打造体育旅游融合发展新业态（廖粤生 等，2024）、培育体育旅游产业集群（黎镇鹏 等，2023）等角度探讨了推进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的实施路径；也有从细分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建设方面，基于高质量发展及体旅融合等多重视域探讨其建设逻辑、业态融合与推进路径的相关研究（游茂林 等，2024）。
整体而言，以上研究为如何推进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提供了重要参照，但针对地方实践探索的研究较为薄弱，需进一步紧密跟踪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的发展要求。一方面，既有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以规范性的理论分析为主，需加强从典型案例实证视角透析理论命题；已有案例研究多从单一示范区建设角度梳理其实践探索，需进一步从整体性视角分析不同示范区建设的模式差异。另一方面，受制于体育旅游资源禀赋不同、地理区位差异等因素，在不同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其内外部情境往往显现出显著的异质性，需从内外部差异化的比较视角探析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的内在机理，深入剖析其价值共创这一重要环节。鉴于此，研究引入价值共创理论作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的解释框架，深入考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等关键环节之间互动关系的本质，力图突破现有研究的静态性与碎片化局限，从而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从基本理论意涵上，价值共创理论区别于传统的单向价值传递逻辑，其核心在于多元主体间通过动态交互与协同耦合整合异质性资源，并持续生成超越单方能力的多元价值，且价值也会伴随参与主体的角色转变与技术环境的变化而持续迭代（李伟群，2025；杨强，2015）。从价值共创的行动过程来看，有学者将其解构为价值共识、价值共生、价值扩散（共赢）的过程，并以此为分析框架探索多元场景价值共创的行为逻辑（郝文强 等，2025）。其中，价值共识构成了认知基础，价值共生成为行动引擎，价值扩散推进效能传播，3个阶段共同实现价值的创造。
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作为一个触及经济、社会、环境多重标准的复杂系统，其价值创造主体包含供给方、需求方及协调者等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且价值创造表现为多方影响的动态过程，因此需要在现有研究和理论方面更多地引入价值共创的分析框架。为此，本研究遵循“价值共识—价值共生—价值扩散”的共创行为逻辑，诠释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的内在规律。一方面，积极参与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的价值共识作为价值共生的基础，为价值共生指引方向，进以全方位地实现价值扩散；另一方面，价值扩散能够进一步强化价值共识，构筑起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从理念认知到具体实践的完整生命周期，从而有效推动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在此基础上提出“认知—行动—传播”的分析视角，依此探索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内多元利益主体价值共创的过程机制（图1）。
1）价值共识，指价值确立与共识达成。价值整合、价值确立以至共识达成是价值共创顺利进行的前置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政府、体育旅游企业、外来资本、社会组织、居民等核心参与者从各自利益关切、整体利益共进、社会利益普惠等角度出发，围绕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的目标、意义、各自角色以及期望创造的核心价值进行交流协商，凝聚引领行动方向的系列共识并指导实践；同时，运用制度政策、整合资源、知识赋能以及优化组织与人力配置等手段，在弥合分歧的基础上有效实现价值目标，最终塑造一个主体间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实现整体多赢的利益共同体。
2）价值共生，指多元价值共同生产。具体而言，价值共生是指参与主体通过资源整合与互动合作，集体促进实现多元价值的生产实践（曾玉兰 等，2025；张梅梅 等，2024）。在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各主体基于清晰的价值共识，通过跨维度的价值交换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维价值相互交织、共同生长。其中，政府基于提升体育旅游业治理效能的核心诉求提供政策、公共服务、生态红线划定等资源，通过优化企业发展环境、提升社会福祉与文化认同等途径获取政策公信力（曹胡丹 等，2023）；企业为获取良好的经营环境、市场机会与政策支持，向社会提供产品服务、就业岗位等资源（谢彦君 等，2021）；当地社会组织及居民则提供劳动力及社会资本等资源，通过展示社会文明、开展生态监督及推进政策解读等方式获得参与决策权；消费者为获取优质服务体验，通过文化交流获得深度体验与文化认同。由此，参与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的多元主体构建出以资源互补和价值互惠为基础的价值交换网络，从而在多维价值共振中实现协同发展（余思均 等，2024）。
3）价值扩散，指价值增值互利共赢。价值扩散强调通过协作共赢，推动价值产出的关注点从绩效优先转向价值传播。在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中，价值扩散是多元主体将实践探索中所积累的先进理念、优秀做法等经验进行对外输出和传播的过程，其效果依赖于高效的传播渠道与闭环的反馈机制。一方面，价值扩散的核心是通过多渠道、多层次的信息传递，且各主体的传播渠道呈现互补性特征。其中，政府通过官方平台传递示范区建设的政策价值、治理成果与公共价值，形成“自上而下”的扩散路径；企业通过商业平台向消费者及行业伙伴传递产品价值与品牌价值，实现“自下而上”的扩散；社会组织依托自身的连接性优势，通过培训课程、宣传栏等方式构建社群传播的特定渠道；公众作为价值体验的“终端”，打造出自发传播的“口碑传播”途径，从而放大社会、文化、生态等价值维度的价值扩散效应。另一方面，价值扩散并非单向传递，而是需要通过反馈机制收集受众的认知、需求与建议，反向优化价值共创的方向与方式，形成“传播—反馈—调整—再传播”的闭环。多元主体基于信息反馈调整价值共创的策略，在政府层面优化政策、企业层面推动产品升级、社会层面改进基础服务、公众层面调整传播途径等，以提升价值扩散的精准度，最终实现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价值创造与扩散的良性循环。
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过程具有探索性和解释性特征，案例研究适用于分析此类问题。具体研究方法为：1）多案例研究法。多案例研究具有横向比较寻找共性特征的相对优势，能够更加准确地突出情境、展示过程并揭示关系，进一步凝练出示范区建设的实践进路。同时，多案例之间的比较研究能够分析与勾勒出每个案例的模式特征，并且在此基础上挖掘不同案例的共同点与异质性，为示范区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与更具普适性的结论。2）实地调研。2023年7月—2025年2月，课题组团队对案例地区进行了多次调研与跟踪研究。在调研过程中，课题组成员积极参与案例地区体育旅游业发展规模统计、旅游景区建设情况调查、体育赛事活动组织管理等工作，深入了解案例地区示范区建设进程。3）访谈法。聚焦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的组织机制、成效、未来规划等关键内容，拟定访谈提纲，并以较灵活的非结构性访谈方式对案例所在省（区、市）、市、区（县）政府及体育部门管理人员，体育企业工作人员，消费者及当地居民，体育旅游、体育赛事、户外运动领域的相关专家进行访谈。
研究选择广西、海南、重庆、贵州作为多案例研究样本，主要基于以下选取标准：1）符合典型性原则。上述4个案例均为国家体育总局明确提出要支持创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的试点地区，既是基于资源禀赋、政策定位与国家战略的精准匹配，也是推动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2）符合可对比性原则。案例分别来自不同地区且资源禀赋各有侧重，围绕不同场景和核心资源构建了多样化路径，有利于全面剖析和对比示范区建设的实践样态。3）符合数据可获得性原则。课题组多次受邀参加案例地区体育产业调研工作，与地方体育部门建立密切联系，为研究素材的收集和实地调研提供了保障，并结合网络、公开渠道所获取的丰富的一手和二手数据，确保案例分析的深度与信度。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G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S指体育旅游企业运营主体，R指旅游景区附近居民，C指体育旅游消费者，N指新闻报道，Z指政府官网，I指搜索引擎和内容创作平台（表1）。
本研究数据分析过程参照已有研究，对数据、文献、涌现概念和理论进行了多轮反复的比较与印证，主要分析过程包括：1）整理原始数据，串联各个案例中价值创造的动机、行为与事件，确定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的发展脉络；2）为增强研究的可信度与有效性，研究过程中坚持“三角互证”原则，对不同数据源进行交叉比较、文献回溯与相互验证，形成严谨的多个构念；3）在数据、模型和文献之间进行反复比较，结合理论比较特定结构与行动之间的联系，继而提炼出不同案例样本建设的典型特征、实践进路与机制构建，并加以讨论分析。
自2018年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获批创建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把创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作为体育强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加以推进，以改革创新驱动文体旅全方位、深层次、系统性融合发展，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与更宽领域上构建体育旅游业开放合作新格局（图2）。
1）体育赛事促进民族交流互融的正当性植根于地方民俗文化与经济发展。少数民族聚居与面向东盟的天然地缘优势使广西举办的各项体育赛事成为促进文化交流与民族共融的“内部语言”，进而为后续推进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与情感合理性。
2）基层政府的战略性介入将顶层设计与社会需求相对接，推动体育旅游发展从地缘合作到区域发展共同体的理念升级。“广西地方政府将体育赛事作为体育旅游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和经济手段，并将其引导至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这一更宏观的制度框架内。”（G02）
3）市场主体的认知转变推进了理念认同的闭环。以广西旅游发展集团为代表的本土企业及主体参与“一键游广西”平台建设，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与政府、民众等建立深度互信并重塑地方社会经济关系。由此，基于民众文化认同、政府战略布局与市场价值追求的交汇叠加，共同塑造以体育赛事促进区域全面发展的集体认同，为共同推进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提供肥沃土壤。
1）改善体育赛事营商环境，加强体育市场主体培育扶持。基于跨部门协调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广西充分发挥区级政策、资金、项目的支撑作用，为市场主体提供“一企一策”定制化服务，实现了体育赛事资源的高效流转。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共同创建全国首家健康运动产业主题银行，创新研制、量身定做“稳体贷”“赛事贷”等体育产业领域专属金融信贷产品，为包括体育赛事在内的体育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截至2025年5月，该主题银行累计走访体育企业80多家，发放涉体贷款73笔，贷款金额2.62亿元，助力体育旅游业积蓄发展势能。
2）体育市场主体统筹赋能，社会组织协同参与。市场主体通过赛事IP开发、商业化运营等方式，深挖市场需求与资源潜力，引导社群参与办体育，将双方转化为“共建者”角色。在此情境中，市场主体虽仍以实现经济绩效为前提，但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将再投资于社会层面并产生社会价值。以广旅南国体投集团为例，该企业以体育赛事为媒深度整合内外部资源，在带动地方住宿、餐饮、交通、零售等相关产业发展的同时融合农产品展销、乡村旅游推介、农耕文化和非遗展示等，有效增强自身品牌影响力。
1）打造重大体育赛事品牌，释放“赛事＋”的经济拉动效应。“广西支持各市县打造‘一地多品’赛事体系，加强体育赛事的聚集发展，积极优化赛事资源配置，在提高体育基础设施使用效率的同时扩大赛事规模，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的跃升。”（G01）2024年1—10月，广西举办自治区级及以上重大赛事75项，其中国际、国家级赛事42项，进一步提升自身在国内外赛事经济版图的能级地位，激发出拉动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通过赛事赋能举办城市形象传播和品牌影响力，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转型。
2）建立赛事文化互动机制，释放“赛事＋”的文化传播效应。广西以体育赛事“搭桥”，通过举办高水平体育赛事不断推动与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体育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并在举办赛事的过程中同时融入目标国文化与广西本地文化特征以提高文化接近性，有效提升了区域品牌形象与国际影响力。例如，“2025年5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越南高平省文化体育和旅游厅等在中国举办广西首个跨境马拉松赛事，在串联中越两国体育赛事资源与服务的同时也深入推进其文化交流与融合。”（I12）
3）优化社会治理格局，释放“赛事＋”的社会治理效应。区内跨境体育赛事数量与日俱增，为应对其组织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适用、运动员及设备跨境流动等问题，广西积极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体育赛事活动的监管和服务工作。如2024年7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在充分考量各主体诉求的基础上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确保赛事活动有序开展。“该办法对国际体育赛事、全国性体育赛事等系列活动主办、承办单位申报的审批环节进行规范，并对赛事活动服务与监管提出具体要求，显著改善了体育市场秩序。”（Z02）
海南作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先行区，以政策密集性创新统筹经济、社会、文化等价值的协调发展，通过地方空间布局的更新与多元主体关系的再造，形成“政策驱动—资源整合—产业升级”的发展范式，从而提升体育旅游业对外开放水平（图3）。
1）海南紧扣“建好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打造旅游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等定位，相继印发《海南省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发展规划（2020—2025）》《海南省创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实施方案（2022—2025）》等政策文件并提出“一圈五区五极七核”的空间治理架构，释放出推进体育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信号的同时，也形成了政策目标与空间布局的同构性，对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示范区建设起到了较强的引导与稳定效果。
2）海南省体育旅游业发展速度虽快，但整体仍存在多方面难题，“例如业态治理不充分、互动机制不完善等”（N08）。较为频繁的政策调整为建设主体间的协商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对话空间，有助于多元利益主体基于各自的价值诉求找寻参与示范区建设的互动内容，为体育旅游业价值共生夯实了基础。
1）构建“政府−社会−企业”协同创新机制，拓展跨界合作边界。在政府层面，海南省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活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并推动海口、陵水、白沙等市县相继制定了各自的创建落实方案。以海口市为例，自2025年以来强化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积极推动产业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截至2025年6月底，投资类签约项目落地率68.61%、开工率60.71%，分别同比增加6.37%、8.91%，有效吸引优质体育企业集聚发展。在社会层面，充分发挥海南省旅游协会等行业社团组织作为政府和企业主体间桥梁与纽带的连接作用，加强对企业经营主体的整合效率。在企业层面，通过数据共享与资源共用联合开发特色体育旅游产品，进一步增强优质服务的供给，“如陵水清水湾滨海体育旅游线路整合冲浪、潜水、沙滩运动等项目，为消费者提供多形式、多样化的旅游服务。2023年该线万人次，对沿线景点、住宿、餐饮带动明显。”（S07）
2）以海南特色资源为依托，对接高端化体育旅游需求。一方面，结合热带雨林、滨海资源积极发展冲浪、潜水、高尔夫等高端运动，在丰富体育旅游产业业态的同时也提升了资源利用率。例如，在潜水运动方面，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启动潜水教练员“一人一码”制度，在促进供需对接的基础上有效规范和提升潜水市场及教练员素质。“数据统计显示，现今潜水项目的游客满意度同比提升90%，且抖音相关评论与视频分享播放量已超4 569万次。”（R05）另一方面，提升体育旅游消费载体能级，强化体育消费枢纽功能。一是通过设置体育免税店、参赛退税通道等方式吸引国际品牌入驻与游客参与消费，“将免税政策红利深度嫁接到消费层面，激发体育旅游消费潜力”（C06）。二是利用气候优势开发运动员冬训、青少年精英计划及高管体能重塑等产品与服务，打造高端训练产品矩阵，并根据客群需求加大对赛事场馆、交通枢纽、商业设施的升级改造，从而延伸训练经济价值链。
1）通过强化与旅游产业和体育产业等相关规划的衔接，海南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并拓展产业融合深度，全面推进体育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2025）。具体而言，海南省推动并实行旅游产业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成立由省政府领导牵头，体育、文旅、自然资源等多部门组成的体育旅游发展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土地供应、资金扶持、赛事审批等关键事项；而市县层面则根据省级规划制定实施细则，从而形成闭环修正机制。如在省级层面，海南修订《海南省潜水经营管理办法》并增添17条规定要求，同步推动三亚、万宁等市县构建常态化、高效能的部门协同合作机制，联合开展常态化检查，确保扩散内容与主体需求匹配。
2）基于入境免签、免税等政策的叠加效应，开发多样化的体育旅游路线及项目，实现体育旅游产业的区域协同与国际联动。一是在区域层面，海南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围绕品牌共建、客源互送、线路共推、人才交流等维度深化合作，打造出“一程多站”跨境精品旅游线路。二是在国际层面，海南通过举办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等活动大力开发入境旅游市场，特别是自2025年6月9日起实施的85国免签政策，为进一步深化国际体育旅游市场合作与文化互鉴提供了契机，有效提升了海南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在海南举办第五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第十六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国际重大活动期间，以会展、体育、经商、访问等事由入境的外国人数大幅上升，较去年同期增长近95%。”（G04）
重庆充分释放“超大城市立体空间再造”的属性与双城经济圈的优势，以满足消费需求为导向，通过空间重构与技术嵌入构建出“山地特色−数字赋能−区域协同”的差异化发展路径，为我国山地高密度城市体育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图4）。
1）成渝地区“山城”“江城”的复合地貌为体育旅游提供了垂直维度的场景创新空间，使其具备满足多元户外运动需求的硬性条件，为后续多元主体参与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提供了共识标签。
2）重庆在体育、消费、文旅等领域拥有多样的国家级试点称号，具备更强的集聚经济、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其资源利用与利益分配涉及各主体间的认知交互与价值交换，从而塑造出以体育旅游业价值共创推动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的集体行动意志。
3）重庆基于直辖市政策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叠加效应，在推进产业梯度分工、消费市场一体化与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既凝聚了区域共识，也与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的顶层设计相得益彰，形成了良性互动。“成渝地区在提升体育旅游业创新策源辐射能力、加强科技创新主体集聚、完善创新生态环境方面进行共识建构，从而有效促进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多主体的价值创造与合理分配。”（G05）
1）围绕“体育＋”模式进行扩围增量，打造立体化体育旅游体系。重庆将市民生活空间、游客运动空间与商业消费空间进行叠加组合，大力培育山地运动、都市体育、低空飞行等“体育＋”新场景、新业态，在进一步活化城市空间的同时也为体育消费注入更多新动能。“用户在观看比赛期间能够通过观赛票享受‘吃喝游乐购’等一系列消费优惠，提升消费者留存率。”（C09）例如，2025年重马消费月活动期间，重庆市南岸区将体育赛事、地道美食、文化旅游和休闲消费等元素融为一体，打造“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体育消费场景，在一周时间内接待游客103万人次，同比增长10.3%；带动总销售收入13.5亿元，同比增长5.6%（重庆市体育局，2025）。
2）强化数字赋能作用，推动数字技术在体育旅游场景中的深度应用。重庆通过数字技术优化生产经营活动和开拓业务领域，并根据体育旅游产品与服务在价值链上不同环节所体现的价值进行转移与重新分配。在此基础上，推动体育旅游产业以“价值创造”为目标，协同价值链上的供应商、服务商等利益相关者进行价值共创，以共同满足消费者需求，利用资源拼凑提升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增值能力，推进数字经济与体育旅游深度融合（段艳玲 等，2023）。例如，在赛事转播方面，重庆马拉松通过无人机增强现实、马拉松智慧转播管理系统等新技术，将城市风光、历史文化与马拉松赛事交叉融合，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赛事信息和优质的观看体验。2024年，重庆马拉松赛事网络融合传播影响力热度超2 000万，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1）构建现代化智慧体育旅游服务体系，实现服务供给与消费需求的精准适配。一方面，重庆将数字化技术作为体育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供给主体与消费者的连接纽带，“通过分析用户的消费行为构造与消费者相契合的体育消费场景，为其提供多场景、互动式及沉浸式的消费体验”（S10）。2022年，重庆打造了全国首个省（直辖市）级体育大数据中心，基于消费者行为数据和应用场景数据，在协助体育企业突破传统经营瓶颈的同时，也实现了体育产品与服务的靶向供给。另一方面，重庆动态优化政策供给并释放政策效能，进而提高示范区治理水平。《重庆市创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行动计划（2023—2027年）》《打造全国户外运动首选目的地行动计划（2023—2027年）》等系列文件中关于创新体育消费体验、提升体育科技水平等与发展体育旅游业相关的内容得到持续细化与完善，既是对不断上涨的多元消费需求的回应，也进一步做实了价值主体共识的凝聚工作，有效激发了示范区建设的动力。
2）推动区域协同与流量转化，为体育旅游业协同发展提供治理经验。重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依托，构建“双核驱动、多点联动”的扩散网络，有力推动区域体育旅游业的规划衔接、政策联动与协同发展（田建强 等，2023）。特别是四川省体育局、重庆市体育局就赛事共办、消费共促、创新共优等方面提出积极促进体育旅游业资源联动与合作互动的具体做法，“为体育旅游业融合发展创造了丰沃的政策土壤”（Z10）。例如，川渝两地签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体育产业协作协议》《成渝体育产业联盟协议》等体育产业合作协议超过15项，签约项目超过100个；在推动体旅交往、赛事互动、展会互享、产业互引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价值共创对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的认知与理解，从而创造长效价值。
贵州以山地特色优势与乡土文化底蕴作为价值创造的认知前提，强调文化资源、生态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协调共生，通过体制创新、模式创新、产品创新，打造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的“贵州模式”（图5）。
1）丰富的自然资源提供客观条件。贵州自身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宜人的生态气候为其发展山地户外运动与开展多元化体育旅游项目提供了天然优势，使得“山地户外旅游”成为地方各市（州）体育旅游业的发展特色。“全球首个以山地旅游为定位的国际组织落户贵州，不仅承载着国内外同仁的广泛认同，也将成为贵州体育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定位。”（G09）
2）根植民族传统习俗的乡村体育赛事活动提供情感认同。贵州通过乡村体育赛事这一载体挖掘与利用地方文化基因，能够更直观地展现当地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并塑造独特的文旅品牌，为当地大力推动体育旅游业发展提供了价值正当性基础。
3）基层政府的统筹与介入赋予建设方向。地方政府以生态保护作为体育旅游开发的首要位置，将示范区建设纳入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统筹发展的制度架构中，形成各主体行动的价值指南（贵州省体育局，2023）。
1）以特色民族村寨为民族体育文化传承和输出的物质载体，活化优秀体育文化基因，实现地方体育文化资源的创新和增值。例如，“西江千户苗寨定区举办苗家武术和独木龙舟展示体验活动，游客在参与互动过程中成为文化的传播者；而当地居民在获取收入的同时也激发了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与传承动力”（R11）。同时，积极构建特色文化品牌，打造山地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新范式。特别是以“村超”“村BA”“村T”等品牌为关键支点持续深化“村”字号IP矩阵，构建出联动民族文化与体育赛事的品牌矩阵。例如，三都水族自治县以“村马”赛事为核心，联动端节赛马、水族刺绣等非遗体验，2025年“五一”假期期间，创收旅游综合收入3.01亿元，增幅40.28%（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2025）。
2）构建“生态保护—生态开发—生态反哺”的循环发展体系，进一步推进多元主体在生态资源应用上的统一与互哺。一是明确场地、设施等资源在体育旅游开发中的资产属性，推动生态资源的市场化转化。2025年4月，贵州省绿金低碳交易中心助力杭州奥体中心体育游泳馆建筑碳信用产品成功上市并向全省推广，为大型体育设施的可持续运营提供了创新解决方案。二是加快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挖掘体育旅游的生态效益。贵州省江口县创新设立“梵净生态账户”，深入推进林业碳汇、森林康养有机结合与完善文体旅游基础设施，不断丰富休闲康养、体育赛事等旅游业态。三是探索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例如，荔波县创新护林员管理方法，对因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导致传统生产活动受限的村民发放生态岗位工资或补偿金，有力促进当地体育旅游业的生态文明建设。
1）通过“体育赛事＋民族文化＋数字媒介”的复合模式，实现产业发展与乡风文明的良性互动。贵州对乡土文化和体育赛事进行创新性结合，在达成经济价值追求的同时也促进文化价值的扩散。例如，台江县“村BA”将苗族板凳舞、侗族大歌等非遗元素嵌入赛事流程，通过短视频平台形成网红IP，盘活台江县非遗资源，“在大幅提升体育旅游综合收入的同时，也为乡村体育事业、民俗活动和文体旅一体化振兴发展提供了新思路”（N22）。据数据统计，2025年1—6月，台江县接待游客191.45万人次，同比增长22.91%，旅游综合收入19.78亿元，同比增长13.61%（贵州省人民政府，2025）。
2）坚持将生态作为体育旅游的发展底色，实现从“保护约束”到“资本创造”的范式转换。“贵州依托生态资源特色，合理有序开发山地体育旅游，持续将山地资源转化为优势动能。”（I24）结合各地的自然资源特色，因地制宜拓展体育旅游发展空间，例如，贵阳与安顺打造“山地旅游＋集散地＋避暑度假”旅游功能区、黔西南开展“户外运动＋度假康养”旅游等融合发展的山地特色体育旅游新业态，对自然资源多种功能及生态服务价值进行实际开发和利用，实现生态资源的创新转化。
3）跨层级输出地方标准体系，稳步提升体育旅游业发展质量和水平。“贵州作为全国首批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探索体育旅游标准化管理体系有助于形成地方经验模式与标准体系，供其他地区进行参照和借鉴。”（Z17）结合实地调研与文献研究，贵州省体育局组织编制的地方标准《体育旅游示范基地评定规范》（DB52/T 1639—2021）、《体育特色小镇评定规范》（DB52/T 1640—2021）经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分别规定了贵州体育旅游示范基地、体育特色小镇的评定细则，为加强其高标准规划、高品质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2024年，贵州省依据该标准成功创建38个城镇体育旅游示范基地、34个景区体育旅游示范基地、12个体育特色小镇等，有力推进了示范区建设。
广西、海南、重庆、贵州4个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案例的价值共创均体现了“多元主体协同＋资源优势转化＋需求精准对接”的逻辑，但因资源禀赋和发展定位不同而各有侧重，衍生出差异化的建设思路与建设方案。
1）以民族文化为内核，通过体育赛事打造出推进示范区建设的开放合作路径，以广西为典型实践。广西充分发挥自治区政策、资金、项目的支撑作用，构建面向东盟的跨境体育旅游产业链和基于区域性价值链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引领国家高水平的沿边开放。该路径将体育旅游作为区域经贸合作的战略支点，通过体育赛事这一传导媒介深度整合民族文体资源与跨境文化符号，推动民族文化与体育赛事相互融合、协同发展，打造出具有国际吸引力与民族特色的体育旅游模式。
2）以政策红利为引擎，以高端资源集聚为杠杆撬动示范区的建设与发展，以海南为典型实践。海南以国际旅游岛与自贸港建设所赋予的政策红利为依托，并将高空、热带滨海等独特的稀缺性资源转化为体育旅游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为国内外社会资本与高端体育项目的进驻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该路径基于高端要素的集聚，通过引进和举办国际高端体育赛事、建设一流硬件设施、融入国际体育旅游市场等方式逐步构建起全方位的高端体育旅游产品体系，为资源富集地区推动体育旅游业向国际化、高端化迈进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范式。
3）以城市空间为载体，以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提升示范区建设的活力，以重庆为典型实践。通过城市空间的价值重组与体育消费链的跨域整合提高城市发展上限，使体育旅游成为城市更新的触媒和经济转型的引擎。该路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应用数字技术改变城市运行基础、发展逻辑与重塑城市空间形态，根据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开发多样化的体育旅游产品与服务。同时，通过发挥城市群的资源集聚效应与政策组合效应，营造更高密度的体育消费市场、更积极的商业创新生态与更协调的体旅发展模式，为大型城市体旅融合提供了创新路径。
4）以生态资源为基础，以乡村振兴为目标构建示范区发展新格局，以贵州为典型实践。一方面，该路径通过生态体育公园、登山步道等基础设施串联区域内分散的生态资源，构建起“省域成网、市县成环、乡村成线”的生态体育旅游网络，达成生态治理与运动空间再造的双重目标。另一方面，借助多元化的民间体育活动与山地户外赛事充分挖掘民族文化与乡村特色，在丰富体育旅游文化内涵、促进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同时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乡村发展与体育旅游的良性互动。
1）强化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对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内外条件的分析，发现各案例中的多元主体普遍表现出价值取向一致、发展目标统一与行动协作紧密的特征。其中，政府从主导者角色向规则制定者与平台搭建者转型，通过用地保障、财税优惠等多项政策杠杆破除行政壁垒；体育企业、社会组织及消费者以“价值共创者”身份参与顶层设计与落地发展，形成权责明确、优势互补的协同发展格局。
2）推进体育旅游资源的创新性应用。案例研究表明，各示范区立足本地特色资源，以创新思维挖掘资源潜力，在资源开发模式上突破传统“体育＋旅游”的简单叠加逻辑，打造出“赛事＋文化”“运动＋康养”等多元化复合型产品，实现自然资源的运动化赋能与人文资源的体验化再生。同时，通过科技赋能与创意设计，将静态资源转化为可交互、可迭代的“体育旅游产品矩阵”，以创新驱动体育旅游资源价值的深度挖掘与持续增值。
3）实现体育旅游业综合效益的全面提升。各案例虽基于不同出发点对体育旅游资源进行针对性开发，但均超越了对体育旅游业经济指标的单维发展与评价，通过推动发展成果共享、践行生态优先发展理念、深挖体育文化内涵及强化区域协调联动等途径，构建多维价值创造体系，以形成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协同发展的新模式。各案例多样化的实践探索均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体育旅游业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增长与可持续的平衡、物质与精神的共富、局部与全局的联动，从而为体育旅游业发展输出成功经验与路径方案。
4）坚持政策引领与动态制度创新。研究案例均以政策为导向，各地结合体育旅游发展实际制定专项规划与配套政策，明确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与保障措施，为推进示范区建设指明方向。同时，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在土地利用、资金支持、审批流程等方面探索新机制，并辅以多点监测、绩效评估、反馈调整体系的构建，确保政策执行效果与建设目标的一致性，为示范区建设提供了持续动力与长效保障。
基于对典型案例的深度比较分析，研究从3个维度揭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的差异化特征（表2）。
1）示范区建设的发展目标与功能侧重存在差异。广西以跨境合作与兴边富民为重点，打造生态与民族体育文化相融合的东盟枢纽。海南以自贸港政策红利、热带海岛资源与国际旅游岛为依托，其功能定位高度聚焦国际化。重庆结合超大城市、立体山水、双城经济圈等独特资源，推动都市与山水融合、体育与城市生活深度互动，兼顾城市活力与乡村振兴，构建山地、水域、空域、城域等多维一体的体育旅游体系。贵州依托喀斯特地貌和多民族文化资源，重点发展高桥极限运动、洞穴探险、民族体育等特色业态，形成“山地体育＋民族文化”双轮驱动的体育旅游发展模式。
2）示范区建设的核心业态与实施路径存在差异。广西通过体育赛事活动串联沿线旅游景点，推动边境地区体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民族文化交流与体育旅游业资源开发之间的互动协调。海南通过政策倾斜吸引国际体育赛事和资本，在高端度假区、景区、海湾等载体设施上植入和升级体育旅游项目，以赛事经济驱动产业集聚与联动。重庆以数字化赋能体旅融合，将体育元素深度融入城市更新、山城步道系统、商业综合体、历史街区等，促进都市空间资源的高效集约利用。贵州以基层赛事IP化和“体育＋扶贫”为抓手，梯次培育示范县、基地及特色小镇等，强调生态保护与运动创新，从而激活乡村体育发展的内生动力。
3）示范区建设的主要目标客群与服务内容存在差异。广西突出跨境交流和民族特色，重点吸引对异域文化和独特地貌感兴趣的游客，因此以国内户外运动爱好者、东盟国家游客、民族文化爱好者等为核心客群。海南针对国际高端度假客群、国内高净值人群、水上项目运动爱好者及康养度假人群等，强调自身的国际吸引力。重庆基于都市化、大众化、新奇化的市场定位，将体育融入城市生活，打造高频、便捷、新潮的都市体育旅游体验，吸引庞大的本地和过夜游客。贵州将独特的山地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现象级的“村赛”模式进行深度融合，打造具备高度参与感、沉浸感和文化魅力的体育旅游体验，有效满足户外运动、文化体验、研学旅游等多重消费需求。
1）价值共创的起点：多方价值主体的互动。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的建设过程始于政府、企业、社区居民与旅游者等多元价值主体的深度、高频次互动，各价值共创主体通过资源流通而连接，可兼具多种社会功能和角色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形成竞争、互利、协作等关系。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所创造的共生关系印证了每个价值主体的存在意义，而互相印证的循环性能够不断形塑价值共创意识与精神，推动价值共创行动的形成。须发挥政府作为价值创造引导与规则制定者的功能，通过顶层设计、政策扶持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互动搭建平台并营造有利环境；企业做好价值主张提出者的角色，以体育旅游产品与服务为互动媒介，通过用户反馈进一步整合资源；强化社区居民与消费者作为价值创造共建者的能动性，通过对话与反馈共同生产价值，为价值共创奠定坚实基础。
2）价值共创的核心：多元异质资源的整合。资源的流转与集聚是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价值共创得以持续运转的基础，不同资源所承载的功能各异，而多样性、异质性资源的整合与协同能够触发协同效应，创造出多样化的体育旅游产品与服务。应综合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的价值指向，构建结构有序的资源整合框架，为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创造更多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元价值提供要素基础。同时，通过互动平台推动资源流转和交换，将分散、异质的资源重新组合、提炼，推动异质资源从“分散化”向“集群化”转变，形成独特、不可复制的体育旅游产品与服务，从而创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价值共创载体。
3）价值共创的关键：多重价值效益的传播。多重价值效益的有效传播是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价值共创成果落地的关键环节，也是反哺系统并形成正向循环的必要条件。此过程旨在将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共创的价值最大化地扩散、分享并反哺所有参与价值创造的主体，从而增强各方获得感，巩固共创模式。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效益的传播不仅是价值创造所产生的结果，更是凝聚新的价值共识的起点。积极的效益反馈会激励政府加大支持、企业持续创新、社区更深融入、游客再次到访，从而激发新一轮、更高质量的价值共创，推动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走向自我强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强化政策互惠与战略协同，确立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的共同价值基座。明确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与独特价值，推动其总体规划与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乡村振兴、文化强国、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等紧密衔接。特别是要立足未来扩大体育有效供给的必然趋势，根据体育旅游业发展的新态势与新内容进行调整创新，优化政策资源的审批、实施和验收流程。同时，将体育旅游纳入区域发展重要任务，推动示范区规划与所在地省、市、县各级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文旅发展规划、体育发展规划等实现目标协同（叶小瑜 等，2024）。通过自上而下的战略传导和自下而上的需求反馈，确保国家规划与地方发展诉求、企业投资方向、社会发展期望及体育消费需求高度统一。
2）搭建多元主体参与平台，促进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从政府、企业、消费者等主体间的利益关系与价值诉求入手，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在消解主体之间信息传递成本的同时塑造共同的价值期待，共同构建创新性、开放性与融合性并存的平台生态。在政府层面，可通过听证会、民意调查、专家论证等方式广泛吸纳社会意见，消解多元主体间价值认知的碎片化状态，推动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在价值目标上的耦合。在企业与社会层面，可结合合作联盟、产业协会、产学研基地等平台构建多元对话机制，参考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作为业务主管单位成立海南省旅游协会及海南省会奖旅游与展览行业协会、贵州推动成立国际山地旅游联盟等，通过协调多元主体、完善架构治理、优化竞合关系等方式达成建设共识，从而在推进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的建设上形成多元主体的合力。
1）植入多元业态场景，重塑与再造体育旅游业价值创造的物理空间。一是根据自然环境的分布特征与地理条件进行差异化定位，赋予场景空间新的功能与价值。以贵州省绥阳县结合溶洞和地下河谷等资源开展“洞穴＋运动”特色发展模式、重庆市武隆区依据山水资源积极拓展低空文体旅项目等为镜鉴，提高山地资源、天空资源等自然资源的体育旅游产品转化率，从而实现“一处资源，多重开发”的价值增值。二是针对不同功能类型空间，适度植入短缺的功能业态以增强空间的集约利用程度（彭春兰 等，2024）。以体育赛事场馆、户外运动基地等核心项目为圆心打造圈层式空间布局模式，并根据体育旅游项目需求布局商业服务、文化演艺、康养休闲等配套业态，增强空间可达性与消费触点密度，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与消费链条。
3）促进社会交流互嵌，融合与拓展体育旅游业价值创造的社会空间。一是结合主题提炼、元素挖掘和符号化组合等方式推动当地体育文化脉络的系统性梳理与活化，提升居民、旅游者的文化认同感与文化自信。借鉴贵州省“村BA”“村超”以及海南省“村VA”等突出地域文化特色的体育旅游活动，对体育旅游文化资源进行聚合、转化与再开发，进而内化为旅游共筑者的精神形态与行为习惯。二是依托示范区建设对区域体育基础设施的改善作用与体育旅游活动对居民就业的带动作用，凝结居民因时代发展而被稀释的环境纽带与思想共识，激发其对家乡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进一步为示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1）推动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典型实践的模式化落地，提高先进经验的“可操作性”。一是产业层面，归纳总结各示范区，如贵州“赛事＋文旅”模式、广西“体育＋乡村振兴”模式、重庆“数字＋体育旅游”模式等在体育旅游业态融合发展上的举措与成效，在国家层面发布体育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名单，并由地方体育局、旅游协会等发放至基层并加以宣传和推广，推动地方之间的相互学习。二是区域层面，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建立联席会议机制等途径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合作体系，推动资源要素的跨地域流动与共享。特别是参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共建体育旅游协作样板体系、海南构建国际体育交流合作平台吸引体育旅游资源集聚等形式，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扩散路径，推动体育旅游业价值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延伸。
2）推动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政策创新的适应性应用，提高先进经验的“可复制性”。充分发挥各示范区在政策创新上的先行先试作用，对创新政策进行系统化提炼，形成可移植与可推广的操作指南和标准规范，从而为各地解决体育旅游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提供参考。例如，借鉴重庆市体育局创新体育旅游场地设施的供应与利用方式、贵州省体育局修订省级体育旅游示范点及示范县申报规范等，通过明确土地用途兼容标准、精确审核内容等措施，为解决项目用地、体育旅游发展同质化等共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同时，构建对体育旅游政策效果的动态评估与反馈优化机制，定期对政策复制地区进行评估，及时梳理总结共性经验与区域特性。鼓励复制地区基于自身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基础设施及市场需求等，借鉴示范区经验进行本土化改造，最大程度上避免经验复制中“水土不服”的问题。
推进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不仅是体育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的创新探索，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体育旅游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尽管各示范区在建设工作与内容上的表现各不相同，但均强调多主体互惠合作的价值共识，并注重创造与挖掘体育旅游业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维度的价值。伴随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工作的不断深入，政策制度导向、资源投入转化、区域协同联动等应是多元建设主体共同把握的重点。为此，应从塑造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的共同价值基座入手，从物理层面、数字层面与社会层面构建体育旅游业要素融合与价值创造的场域空间，并根据地方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探索具有可操作性、可复制性、可持续性的体育旅游发展模式，使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的成果扩散效应得以充分发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必一运动网站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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