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最终遗憾落选，但比起前两季仅有的电视评论家协会奖提名，已可说是进了一大步。
（《火线》整个五季共六十集，只有两次艾美奖提名，且均为最佳编剧奖。一次是乔治·佩勒卡诺斯写的第三季第十一集，另外一次是大卫·西蒙写的第五季第十集（这也是该系列最后一集）。媒体对这部剧在颁奖季备受冷落一事各有猜测，有人说是因为观众人数太少，有人说是由于题材太冷门而叙事太复杂，还有人说《火线》缺乏一个强势的制片人为它撑腰）
鉴于之前在报社的经历（详见第五章），大卫·西蒙对得奖一事其实并不怎么在意。
可即便如此，当他在2007年1月接受采访时，仍不满地说：“我们有那么多杰出的非裔演员，但始终得不到业内应有的认可。他们从未获得过任何提名、也从未被夸赞过‘塑造了某一角色’或‘达到了某一水准’。外界似乎认为，只要我们把镜头对准他们就拍好了、就完事了。”
（大卫·西蒙与采访者鲍勃·安德尔曼的合影，此时《火线》第四季刚播完不久）
不过，尽管没有在星光璀璨的典礼上捧杯，但《火线》的演员演技之精，已经足可在生活中以假乱真。
为了演好正常人难以体验的成瘾状态，安德烈做了大量功课，既用了他以前在表演课上的所学，还向《街角》里的演员请教经验，更通过记录日常的方式，了解自己会对什么、又为什么会上瘾。在剧组时，安德烈还总爱去编剧室听听编剧们的想法。
当他接过瘾君子递来的毒品时，有那么一瞬间，安德烈竟生出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试试这是种什么滋味，好在他最终还是忍住了。
安德烈对角色的成功演绎绝非一蹴而就。他第一次亮相是在《火线》的首播集，当导演克拉克·约翰逊拍完一个镜头后，他把安德烈拉到一旁，问道：“你是想做你自己，还是想做恩里科·里奇奥？”
安德烈一愣，反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克拉克说：“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我看到太多恩里科·里奇奥的影子了。”
一头雾水的安德烈事后思索良久，总算明白了克拉克的意思。恩里科·里奇奥是电影《午夜牛郎》里达斯汀·霍夫曼扮演的角色，而安德烈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模仿了霍夫曼在片中走路的动作，没想到被克拉克一语点破。
这两部片子都与毒品相关，它们的中文译名都并非直译，《难补情天恨》的原名叫《Lady Sings the Blues》，意思是“唱蓝调的女士”，这位女士是身世凄凉的黑人爵士女歌手比莉·哈乐黛，电影也即是她的传记片。
（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莉·哈乐黛是美国最早的毒品战争受害者。她在病床弥留之际，警察还等在医院外想将她逮捕）
而《毒海鸳鸯》顾名思义，讲的是一对情侣沉迷毒品不可自拔，最终越陷越深的悲剧。这部电影改编自同名纪实小说，原名是《The Panic In Needle Park》，意为“针头公园里的恐慌”。
（《毒海鸳鸯》是阿尔·帕西诺首次担任主演的电影，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正是看了帕西诺在其中的表演，才向派拉蒙高层推荐他作为《教父》的主演）
（瑞士政府设立针头公园的宗旨，和上一章里库尔特的非刑事化禁毒异曲同工，我国的《走向世界》杂志在1995年第6期还对它进行了简要的介绍，题为
在《火线》第三季，大卫·西蒙也打造了属于巴尔的摩的针头公园。不过他的灵感不是来自苏黎世或库尔特的经验，而是早在十年前，他与艾德·伯恩斯合著的《街角》一书里，写出的一篇长达数页的宏论。
这一季第二集的结尾，巴尔的摩警局的一位警长在一次早会上向手下警员做了一次三分钟左右的演讲。正如库尔特1988年4月在华盛顿的发言（详见上一章）那样，这番演讲也可以算作《火线》里的非刑事化禁毒宣言，里面的不少句子都直接摘自《街角》的原文。
（原文为：“随着第一个酒鬼把第一瓶接骨木果酒塞进了第一个纸袋，这是个多么天才的静谧时刻啊”）
（原文为：“而且，这个袋子让政府得以优先分配资源，忽视都市生活中无法避免的小恶，而去专注核心问题”）
（巧合的是，库尔特是因为马塞勒斯·沃德之死而萌发“非刑事化”的念头，《火线》里的警长也是在卧底警察中枪后，才作出几乎相同的决定。）
《街角》一书写于1993年，当时西蒙与伯恩斯还是初次合作。十年后，在构思《火线》第三季期间，已然配合默契的两人故地重游，又来到了他们记录过的那片街区。
十年间，本就衰败的街区江河日下，早已沦为毒品泛滥的重灾区。两人去时正值黄昏，橘色的落日余晖下，数十名吸毒者刚刚从当地毒贩那里买来毒品，在注射后像行尸走肉一般四处游荡。
把毒贩和瘾君子们集中到一个类似针头公园的超大型“纸袋”，是《火线》第三季最为亮眼的设定。它标志着这部剧对毒品战争的刻画从战术层面的监听，拓展到了战略层面的“非刑事化”。
“The Wire”这一剧名也从其字面意思“监听线路”，引申出了另外的含义：
它既是一条横亘在穷人与富人、黑人与白人、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越来越难以跨过的线，也是一根将吸毒、贩毒者圈住的绳索。
西蒙与伯恩斯将这个想法告知了各位编剧。参与《火线》的作家们在编剧室的主要任务不是创作具体的场景、对话，而是厘清每一集的大致方向（详见第二十章），因此众人听完后便即散会。
过了一阵子，西蒙收到了乔治·佩勒卡诺斯交上来的剧本。读罢，他给乔治打了个电话，问道：“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的？”原来，乔治给《火线》里的毒品自由区起了一个叫
乔治一听，笑着解释道，他本来想用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给这块地方命名，因为荷兰的毒品政策也很接近于“非刑事化”。可又转念一想，巴尔的摩的那些街头毒贩都没上过几年学，多半是不知道阿姆斯特丹、也更不知道这个词该怎么读，不如稍加改动，既显得真实，又增添了几分趣味。
（乔治的猜想一点不错，《火线》里扮演年轻毒贩的很多群演都并非专业演员，而是巴尔的摩本地素人，他们对“Hamsterdam”一词没有任何疑问，顺口就念了出来，完全达到了他预想的效果）
哈姆斯特丹的概念固然新奇，实际的拍摄过程更是充满挑战。在那位警长的设想中，哈姆斯特丹要远离住宅区、商业区和学校，住在那里的人越少越好。
剧组起初找到了一个相当符合这个描述的地点，编剧理查德·普莱斯甚至将其形容为“但丁笔下的地狱”，然而就在开拍之前，他们才发现从某一处高地能拍到一间博物馆的后面。剧组与博物馆交涉未果，后者还向市政府打电话投诉（当时的市长马丁·奥马利对《火线》很不待见，详见第二十章），于是只好放弃了这个颇为不错的取景地。
马丁·奥马利是个很会来事的政客，除了第二十三章里的“Comstat”和“Citistat”外，他还对市内的多个社区开展了拆除改造工作。
（《火线》第五季第一集，难得地提到了巴尔的摩的市政变化，台词里所说的也是实情：奥马利上台后，确实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东的区域作为发展重心）
正因如此，当时巴尔的摩出现了很多将要被拆除的地方。而这就给了剧组便利，他们利用这些废弃房屋搭建了哈姆斯特丹的场景。
只是，早在剧组到来之前，巴尔的摩的毒贩们也看中了此地。自然，瘾君子们也如渴马奔泉、寒鸦赴水般蜂拥而至。
戏内戏外惊人的一致让《火线》的演职人员有种超现实的感觉，拍戏时很难分清哪里是布景、哪里是现实
其实，那些毒贩们恨透了《火线》一行人，因为他们的到来，毒贩们根本没办法做生意：要么会被镜头拍下，要么旁边就是护送的警车。而剧组这边也甚是惶恐，因为有时他们会听到一阵“砰砰砰砰”的枪响，更无法判断是远是近，只好暂停拍摄，这段经历真可以说得上是“针头公园里的恐慌”。
在无法预知明天会发生什么的未知旅程中，最令大家感佩的是那片荒芜的联排住宅里，竟一直住着一个男人。他的家门口种着两盆植物，每天他都会拿把扫帚，将前院扫得干干净净。
有一次，安德烈邀请他的妻子与女儿来探班。母女俩从纽约布鲁克林区赶来，到达时安德烈正在拍戏，两人便与其他演员攀谈起来。安德烈完工后，赶忙叫住两人，原来母女俩眼中的演员，其实都是路人，其中还有几个货真价实的瘾君子。
而母女俩一见到安德烈，更是大惊失色，因为安德烈此时还没有卸妆，脸上“伤疤”累累，身上邋邋遢遢。看到这副模样，她们还以为安德烈真的受了伤，抱着他哭了起来。
（第三季第七集，安德烈有一段在夜晚推着手推车叫卖的戏份，他眼里的恐惧与迷茫，应该不全是演出来的）
哈姆斯特丹与现实的联系如此紧密，它的结局却极富戏剧性。库尔特提出“非刑事化”后，曾被国会议员批为“全美最危险的人”，而在剧中，他客串了一名卫生部专员，亲口说出了这句话。
库尔特下野后，他推出的试点项目也随之偃旗息鼓，不过在《火线》里，哈姆斯特丹的存在倒是一直被警长瞒住。
当警长的上司得知此事后，他们的反应也同听到库尔特演讲的大部分人一样，都指责哈姆斯特丹开了毒品合法化的口子，并迅速出动警力将其摧毁。
在《现代启示录》里，这首曲子被用在了一个宏大而残忍的讽刺情节：当一名热爱滑板冲浪的美军中校听说越共的一处据点是冲浪的好去处后，命令麾下的空中骑兵师向该据点进军。
黎明时分，十余架武装直升机在橘色的晨曦映照下，扑向了毫无防备的越南村庄。
在磅礴恢弘的铜管乐合奏中，美军尽情地倾泻着子弹与炮火，地上尸横遍野、生灵涂炭。而这一切只因为中校想要找个能冲浪的好地方。
《火线》在相似的情节中使用了同样的音乐，显然是想表明（正如上一章提到的那样）当今美国对毒品战争的态度，就像曾经对越南战争一样轻浮草率、罔顾人命。
等到哈姆斯特丹彻底化为废墟后，他也故地重游，并与安德烈饰演的瘾君子不期而遇。当时正值黄昏，橘色的落日余晖下，不知道对方真实身份的两人闲聊一番后又各自离开，只剩断垣残壁，立尽斜阳。
这是《火线》第三季的最后一个镜头。非常巧的是，出镜的这两位演员在剧外还策划了一次别有意义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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